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隐匿性、偏差性等特点，在网络空间生态中，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一直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智慧。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语境下，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被媒介技术赋权的普通民众拥有更多观点表达、情感沟通的平台，网络舆情愈加汹涌。网络舆情不仅是信息表达的集合体，也聚合着情感，兼具信息和情感属性。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也更易被情感裹挟，国际环境中源于自身政治意愿对某一国家和地区不假思索的支持，灾难性事件中多方援助灾区唤醒团结奋进的民族自豪感，相比较客观事实，情绪和信仰更能影响舆情的走向，“后真相”效应在舆论场中凸显。本研究将重点关注网络舆情中的情感走向，并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情感表达推进至情感实践层面，试图沿着情感和实践的双视角看待网络舆情的治理。
情感转向：网络舆情治理路径的深化与拓展网络舆情的研究与治理不仅与网络信息传播的现状有关，更与情感理念的变迁有关，即网络舆情呈现出“弱信息”与“强情绪”的倾向。但是人文社科领域中对于情感长期轻视，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对情感的误解，认为情感是神经系统的本能反应，其应该是生物学、医学的观照对象而并非社会学；其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社会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学界也长时间未能打破“情感－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情感的非理性色彩使之缺少现实的研究方法。而逐渐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的情感社会学为舆情研究的情感转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根基。乔纳森·特纳分析了情感唤醒的基本原理，他认为造成情感唤醒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期望和奖惩。“人们总是带着一定的期待进入人际交往的，当人们对自我、他人、情境的期望得到实现时，将体验到中等强度的正性情绪”。当自我、他人和情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时，将体验到负性情感。奖惩与情感唤醒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当人们获得别人的奖励时将获得正性情感，并且有可能给予他人鼓励，这种奖励性的互动过程能够提高社会的团结程度。当人们获得别人的惩罚时，将会体会到负性情感，这种负性情感将有可能启用自身的防御保护策略，从而降低人际互动中的团结程度。情感史学家希尔借用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论述了情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主要关注的是“情感实践”。从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情感唤起表面来看纯粹来自身体，实际上是深度社会化的结果。身体的作用和功能都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因为生物进化，更是因为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社会塑造了大脑的结构和身体的机能，我们在认知情感时，不能把它单纯地看作身体反应，而是看成被实践惯习塑造的后天能力。当情感发生改变时，带来的不仅仅是规范、期待、语言等的改变，更是所体现的身体和社会的改变。但希尔的“情感实践”概念更多的是针对个人的情感体验的论述，很少观照情感表达的问题，而且更多借用的是实践中的惯习理论，我们将整体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出发，对网络舆情中的情感表达进行系统分析。
情感表达实践：从情感到实践的跨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包括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核心概念，与情感实践相适应的有情感表达的场域、情感表达的资本和情感表达的惯习。根据实践理论三个核心概念的逻辑关系，情感表达实践活动指的是行动者依据自己拥有的情感资本，依靠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而内化成的情感惯习，在情感场域进行情感表达的活动。在这里，情感场域提供实践空间，情感惯习表现为实践观念，情感资本是作为实践的工具。情感场域是情感表达者的位置关系和结构框架，在场域内部，它是一个维系场域存在或打破场域平衡的冲突矛盾体，各方根据自己的核心资本和力量，依据正当化的原则，争夺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在场域外部，场域不是完全孤立存在的，而是置身于更大的场域中，各场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秉持自身的情感思维与其他场域进行交流互动，共同维持了场域系统的正常运转。场域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并不对等，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如可能与媒介场域互动的有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等，媒介场域是其他几个场域联结的中介和纽带，而媒介场域也更容易受到商业、政治因素的影响，“媒介对所谓‘权威’的认可超越了专业领域的认同，成为他们的指挥棒”。惯习来源于长时间的实践活动，经过时间的积累，习惯就会内化为意识去指挥和调配人们的行为，情感表达的惯习是后天习得的，惯习决定着不同群体的情感表达方式。在希尔的理论中，情感实践的惯习会在身体上显现出来，别人轻蔑的眼神会使羞耻感涌上脸颊，对其他人的同情也会出现痛苦的表情，其他的言行举止，诸如身体姿势、记忆、味觉等，都建立在惯习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像情感表达的词汇、语言等惯习，共同建构着情感实践的观念。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涵盖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在这里，我们重点关注情感表达中的符号资本，它是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的正当性前提，也就是说不能占有足够的符号资本，纵使其他资本再强大，进入公共空间的情感由于丧失合法性很难被理解和共情。在公共政策领域，我们经常遭遇这样的命题，一项新兴政策的实施由于缺乏公众的普遍认知而很难推动进程，文化、社会资本的强势也难以弥合符号资本的短板，公众情感认同的缺位造就整个资本的苍白无力。
网络舆情中的情感实践治理策略在网络舆情中涉及诸多的利益相关主体，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可概括为政府、媒体、网民和意见领袖等构成的行为主体，厘清网络舆情中的行为主体及其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实践视角对网络舆情中的情感进行有效治理。我们可以把网络环境看作一个巨大的场域，政府、媒体和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都是这个大场域中的子场域，每个场域中的行动者都是凭借拥有的资本，依据自己的惯习进行情感表达，我们对网络舆情的情感治理实质上是历经网络舆情参与各方情感的动员、扩散以及耦合，“将情感线拖回正轨，保持在正向正常的波动范围内，网民的理性认知与行为能力被重塑，网络舆情也将沿着社会期望的方向健康延续”。
一、政府身份角色的坚守与改变政府在网络舆情的情感疏导与治理过程中毫无疑问起着主导作用，其治理效果与政府的政策理念、管理水平、执行能力息息相关，特别是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其情感实践能力占据着绝对的强势地位，政府行政部门要守土有方、守土有责，强化自身的主体责任，对网络中的负面和极端情绪及时进行引导，对于民众的情感诉求及时做出回应，在网络舆情场域中居于主人翁地位，同时，也应在网络环境中对于情感的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1.治理逻辑从信息到情感的转变。在传统媒体环境中，对于舆情的治理更多是针对舆情信息的把握与控制。对于个案而言，在一定时间内，舆情尚可得到有效疏解，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数量和治理难度较传统媒体都有所提升，聚焦于信息的治理模式呈现出效率低、持续性差等弊端。所以我们必须关注舆情背后的主体，其实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个在网络空间中活跃的个体，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流动和沟通而形成的舆论走向，“全程贯彻以人为中心原则”，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去真切地体会网民在舆论事件中的所思所想，感同身受地去了解他们的根本诉求，开诚布公地进行情感回应，从“信息和谐”走向“情感和谐”。因此，在网络舆论场中，对于情感诉求的积极反馈，能够辨析舆情缘起的本质，把握舆情的发展脉络，从而为舆情的治理提供良好的处置路径。2.对话地位从主导到协同的转变。在互联网的场域中，扁平化的结构布局决定了场域中的节点是平等的互动关系，但由于政府行政部门固有的强大经济和社会资本，实质上打破了场域的均衡。在网络舆情的处理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这种场域强弱博弈的表现，如在网络突发事件中，在事件信息还未充分回应、网民负面情绪还未疏解之时，采取强制性措施消除信息痕迹，转移网民视线，实质上这将加剧负面情绪的累积，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在实践理论中，符号资本是其他资本存在的合法性前提，它指向声誉、精神以及正当性。据此，树立网络群众路线，做好服务型政府应成为应有之义，当网民有质疑和关切时，行政主管部门应以积极坦诚的态度，为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而服务，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和重大商业机密之外，理应不遮不掩，扩大事件透明度，安抚网民情绪，把握舆情脉络，更好地引导网民预期。
二、网络媒体的“作为”与“善为”网络媒体平台是网络舆情的形成、发酵和传播的场所，一方面，媒介平台的中介属性可以将私人情绪转换成公共情感；另一方面，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能够直接影响网民情感的走向，媒体作为网络舆情中的利益相关方，其“不为”“作为”和“善为”的不同路径选择直接与舆情的发展休戚相关。1.以共情为指向的媒体利益选择。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促进了新媒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各路资本的注入强化了网络媒体的创收属性，其经济功能成为网络媒体功能外延的重要表现之一。视频时代、直播时代的宏观环境之下，“点击量至上”“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和商业乱象在本就复杂的舆论场中不断激起新的涟漪，消费思维和利益至上的经济理念容易造成虚假信息、恶意流言裹挟着负面情绪在网络空间弥漫。在众声喧嚣的网络环境中，坚守媒体基本底线是网络舆情处置的重要抓手，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实现与网民的共识和共情作为媒体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商业利益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之间做好取舍，达到有益平衡。而且事实也证明，符合大部分网民根本利益的新闻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引领用户的情感审美与商业利益的交相呼应才是网络媒体发展的长久之策。2.创新“技术驱动情感”的治理模式。这里所说的技术不仅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媒介技术，也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也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同时，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将心理看作更加客观的主体，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的测量方法来量化情感。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舆情的溯源提供了更加清晰便捷的途径，认知心理学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发现情绪、认识情感。技术手段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舆情治理开阔了新的视野，各种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趋于成熟，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技术－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加契合心理发展和人性特点的技术手段消解非理性情绪，在行政主管部门和媒体机构的有效联动中，技术赋能带来更加理性化、科学化、整体化的治理方案，以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率与效能。
三、网民媒介素养不断提升网络赋予了普通网民自由表达的平台，相对也带来观点的割裂、情感的对抗，在网络舆论场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网络谣言、网络民粹和网络暴力。从情感的角度考察，网络谣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这种信息无所谓多么精致，但是它契合了人们对某种情感的需求，而去寻求解答、释放，网络谣言混淆视听，很多时候兼具部分细节真实，容易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互联网背景下的民粹主义呈现出‘唯民是举’、二元对立、‘网上表现，网下根源’的特征”，在不分是非的情况下，“我弱我有理”，容易与极端思想合流，呈现出极端排外、仇富的倾向，要求以简单化的思维去处理专业领域的问题，“反智”趋势明显，暴戾情绪和制造对立是其直观感受。当网络谣言和网络民粹积攒的负面情绪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会形成声势浩大的攻击行为，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除此之外，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在网络谣言、网络民粹和网络暴力中网民惯习的作用，当个体进入网络环境中后，个性的磨灭和纷繁复杂的声音的鼓噪，个人随着大众随波逐流，呈现出低智商、无意识的状态，在大量极端的情感中，网民很难深入地理智思考，根据自己固有的思维习惯被群体思维裹挟着进行是非曲直的判断，所以在杂乱中保持清醒，不断提升感知能力、判断能力，时刻以学习的心态要求自我，网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网络舆情中的信息转换成情感去看待，这不仅仅是认识视角的转换，更是从根本上对舆情进行考察，情感的流动和交融反映了舆情的发展和处置，情感实践视角的引入，为舆情的处置提供了方法指导。特别是针对政府部门来说，作为舆情的引领者和管理者，除了对于情感进行针对性疏导，还需做好顶层设计，从宏观角度做好“元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这种价值观规定了网络行为规范、形成道德压力，成为个体事件的评判标准，其持久性更强。
